可见,骆宾基此时的远离党、远离群众、远离集体基础上的不断变迁的生活境遇,再加上伤感和病重直到逝世的萧红,都为骆宾基创作心态抹上了一道孤独、苦闷的调子,构成他写出《生与死》《寂寞》《生活的意义》和《红玻璃的故事》等一些风格较抑郁的生活系列小说的原因之一。
可我们还应看到,骆宾基的孤独、苦闷和感伤,主要是因与党组织、人民群众失去了联系。由此而导致的有些压抑、迷惘的创作情绪和对未来失去信心,对前途心灰意懒,对革命悲观失望大不相同。
骆宾基失去中共党组织关系的1940年,又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极为猖獗、中国抗战进入最困难时期的一年。“叫一个生活在这年代的忠实的灵魂不忧郁,这犹如一个辗转在泥色梦里的农夫不忧郁,是一样的属于天真的一种奢望。”[4]因此我认为骆宾基的忧郁首先是时代的忧郁、民族的忧郁,这种忧郁和中国近现代进步的知识分子那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是一脉相承的。其次,我们还要看到,骆宾基毕竟是在抗日炮火中锻炼出来的革命战士,再加之倔强不屈、傲岸不驯的山东兼晖春人性格,使得他一没被困难吓到,二不过于忧伤;不但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工作,还曾当选为桂林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无论是在远离内地的香港,还是在隔绝人世的监狱,他对党和革命事业从未有过失望[5]。也正因为以上主客观原因,骆宾基才在其创作中既没完全被悲观、消沉的思想情绪所困扰,又不回避自己苦闷、伤感的内心孤独。这种既忠实于生活,又不泯灭自我的坚定信念,忧而不伤的创作倾向,在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文艺创作中自有其独特的品格和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