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我真是谢天谢地没出什么事儿!”
话还没说完他就几乎睡着了。这些人马上灵巧地帮他脱了衣服,把他抱到我洗手的那间卧室的床上,给他盖好了被子。他们关上了门,走了回来,于是他们似乎就准备动身离开了。我说:“别走呀,先生们,她不认识我呀,我是个生人。”
他们互相看了看,然后乔说:
“她?可怜的人儿,她死了19年啦!”
“死了?”
“或许比这更糟哪。她结婚半年后回家探望她的亲人,在回来的路上,就在星期六的晚上,在离这儿五英里的地方被印第安人抢走啦。从此以后就再没听到过她的消息。”
“结果他就神经失常了吗?”
“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没再清醒过。不过他只是每年到这个时候才更糟。在她要回来的前三天,我们就开始到这儿来,鼓励他打起精神,问问他是否接到她的来信,星期六我们都到这儿来,用鲜花装点屋子,为舞会作好一切准备。19年来,我们年年都这样做。第一年的星期六我们有27个人,还不算姑娘们;现在只有我们3人了,姑娘们都走了。我们给他吃药让他睡觉,要不他会发疯的。于是他又会乖乖地等着来年——想着她和他在一起,直到这最后的三四天,他又开始寻找她,拿出那封可怜的旧信,我们就来请求他读给我们听。上帝啊,她是一个可爱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