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石先生指责我引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批判“新保守主义”，违背了我自己主张的立足于现实而不以任何理论为前提这一原则。这种看法是非常形式的。其实，我完全可以根本不提弗洛伊德，因为现实的中国人确实是在“恋母”，而且早在弗洛伊德出生前就是如此，这是只要对中国现实有所了解的人都看得出来的。我之所以要提到某种理论，一是为了更容易让人理解，省掉些解释的力气；二是避免人家说我剽窃了别人的理论专利，现代社会，即使是自己独立想出来的观点，也要看看是否早先已有人提出过，而不敢妄称“独创”“填补空白”，这是个学术规范问题；三是弗氏的理论确实为我的批判提供了比较方便的概念和方法，但它并非我的立足点，而只是为我所用。我的基点是现实而不是某种理论，但这不表明我不用任何理论。
c.石先生认为，“‘新批判主义’所看到的现实‘只是单质性和片面性的’……所认同的是现代化的价值，并把传统文化视为与现代化格格不入并阻碍现代化的力量”，“这种对现代化的价值不加置疑的态度，不利于我们澄清问题的实质”；但最末一句他又说，他与“新批判主义”的分歧“并不是中国要不要现代化”，而是“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显然，他所质疑的并不是现代化的“价值”，而是现代化的形式。可惜这一点又与胡先生的想法对不上号了，胡先生是宁可让“中国静止平淡的文化”“在时间的长河默默地延续”，而根本不屑于搞什么现代化的。当然，胡先生的有些说法也并不前后一致，当他意识到现代化已经势在必行时，退而求其次，他有时也不否认可以搞点现代化，只是要不以损害古代价值为前提。其实胡先生并没有什么坚定不移的立场，石先生跟着他转来转去，不转昏了头才怪。另外，所谓“把传统文化视为与现代化格格不入并阻碍现代化的力量”，反过来说也就是“把现代化视为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并瓦解传统文化的力量”，而后者正是胡先生所持的观点。这是我和胡先生共同看到的同一个现实，石先生却只指责我的“单质性和片面性”，对胡先生则不置一词，是否也有些太偏心了呢？
